新词“孩奴”折射大城市生活压力

　　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在生儿育女之前，竟考虑起成本来。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是，年轻人已是“房奴”加“车奴”，如果生了孩子，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，就成了“孩奴”，“一辈子活在奴隶社会”。

　　在30年前的“年轻人”眼中，现如今年轻人的这套论调很可笑：月薪数千元，却嫌穷而不生孩子，牺牲天伦之乐？对王文蕾的父辈来说，再困难的时代也过来了，生个孩子的成本就是多双筷子。甚至在10年前，更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念中，“丁克夫妻”也被视为个人选择，不会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。但“没钱”并不是他们惟一讨论的问题。

　　“穷二代”不想生出“穷三代”

　　悬梁刺股、孔融让梨、曹冲称象。这些王文蕾一代“80后”童年时耳熟能详的小小偶像，如果放在这个时代，马上会被贴上新标签：穷二代、富二代、官二代。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“世袭”现象如此敏感，以至于影响了对未来的想象——“穷二代”是否应该生出“穷三代”。

　　7月30日，自命名为“来世不嫁穷男”的网友又在天涯上发帖：“已经生了“穷三代”的“穷二代”，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？”

　　这已经不是“她”第一次发此类帖子了，此前的一番言论更是引发议论无数。据说，她和丈夫是“因爱情而结合”的大学同学，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稳定，还要做近20年的“房奴”，因此她认为，生孩子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。“与其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，我倒宁愿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。我们已经是‘穷二代’了，孩子成为‘穷三代’的可能性绝对在95%以上。”

　　那篇以“我不想给月薪2500的穷老公生孩子，我错了吗？”为题的帖子，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生育观近乎挑衅。然而，在谩骂、嘲讽和愤怒的情绪中，竟不乏支持之声。甚至直到发帖两个多月后，还几乎每天都有人回帖。

　　7月31日，有人颇为认真地赞成道：“没有充足的能力给孩子提供所需的物质时，别生……(孩子)不是喝西北风就能长大的。”

　　7月28日还有人跟帖说：我是男的，现在没房没车没存款，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，所以一直单身，与其现在结婚以后操心，不如有钱了再找。

　　还有帖子说，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生存。怀孕生子意味着我要失去现在的工作，老公的收入也仅够还房贷，我总不能喝着西北风去怀孕生子吧？孩子生下来，我更是没有精力去带孩子，现在不加班加点的工作已经很少了。”

　　“穷二代的处境，可以通过蚁族之类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二。”署名“石兆”的评论者表示，“穷二代”的生活是件可以过下去、但活得相当痛苦的事儿。工资收入一直也跑不赢飞涨的物价；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，不仅付出全部积蓄，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；未来并不确定，每个月的收入要精打细算才能支付，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，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。

　　“了解这种生存状态之后，也就不会责怪为什么有些极端的穷二代不想要孩子了。”他说，“这是一个是否具有希望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穷二代，生下孩子就会是穷三代，自己努力工作却一生匮乏，甚至孩子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，固然是有点悲观，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呢？”

　　有多少钱敢生孩子

　　王文蕾不是不想生孩子。她和丈夫早就商量好，以后生孩子小名叫“豆豆”。看见姨妈的孙子因为娇宠而变得暴躁，他们决定，“以后不让老人宠溺豆豆”；经过海淀区那两所知名的高校，两人也决定“以后让豆豆学工科”。有人问小夫妻为什么来北京，他们不无豪情地说：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培养，我们要把豆豆的儿子培养成贵族。

　　“贵族”要面临的困境是：一、目前他们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一套一居室还在还贷，周边的二手房以百万元起价，哪来钱添置房产，让孩子、夫妻、保姆同住？二、假使大家能“蜗居”，若常去动辄离家十余公里的医院检查，不买车实在不便，车钱从何来？三、即使交通、住宿都能凑合，以目前二人不足万元的家庭收入，承担孩子的奶粉、尿布、早教、托幼、上学……“要么钱受罪，要么孩子受罪”。

　　每当王文蕾在电话里向家乡的父母说起因“经济困难”而耽搁育儿计划，往往很难被理解。但当父母们来大城市住一段时间后，怨言少些了。

　　这个庞大的城市拥有现代化的种种魅力，敞亮、壮观之美取代了曾经悠闲、家常的市井气息，市民们在高昂房价的带领下，越来越多地迁往城市边缘。不断上升的居住、交通和生活成本，让数千元的月薪在这种环境里顿显微薄。

　　王文蕾曾设想，把孩子留在房价、交通等生活成本较低的二线城市老家，让父母照看。可丈夫听了直摇头：“一年见不上几次，那生孩子的乐趣和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大老远到北京来，终于有了北京户口了，为什么孩子不能享受大城市的资源？”

　　在理想状态下，越来越多像王文蕾这样受过高等教育，进入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本应成为准中产阶级人士，构建家庭生儿育女，构建稳定的“枣核形社会结构”。而现在，这些中等收入者的实际消费能力在下降，不仅“枣核”遥遥无期，拖得久了，夫妻俩心中“豆豆”的幻像都变得模糊了。

　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今年4月进行“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”发现，尽管绝大多数年轻人有生育计划，但经济基础和住房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生育前提。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？在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，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；武汉、哈尔滨、太原、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；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。

　　“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实因素的制约。未生育受访者的计划生育年龄，明显晚于预期中最佳生育年龄，为27.4岁，大概晚了2.1年。”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分析师姜健健表示，这种情况在城市比较明显。

　　资源少而倾斜

　　尽管人们明白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，世袭与继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。但和父辈们不同，如今的年轻人一出生就经历着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，眼见着这个过程的尽头是进一步固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，“下层人”开始担心，向上流动的渠道在缩窄。

　　教育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向上流动，能够改变一代人命运的的路径，变得格外拥挤。

　　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曾发表调研称，家庭在0到16岁孩子身上花费的平均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，到30岁则需要49万元。其中最可观的一部分是对教育的支出。不过，在王文蕾观察看来，教育投入还要更多。

　　孩子还没出生，叶酸(据说防畸)和防辐射服就必不可少。小王的同学许雪怀孕两个多月，穿的是连身防辐射服，1000多元。为了孩子智力发展，准母亲还流行吃DHA，每天一粒，一粒6元，整个孕期280天，花费不小。小王去探视几个生孩子的闺蜜后总结出，“看望产妇，就送钱，因为那是他们最需要的。”

　　“进个幼儿园是必须的吧？可这很难。”王文蕾身边的年轻家长们说，公立幼儿园挤破头，私立园每月收费数千，抵得上她一个月工资，甚至市郊的经济适用房区，今年学前班还涨价了70%。而孩子上小学、中学的家长们，常常讨论的是送孩子去哪个补习班。一位小学生的家长说，“每个暑假至少消费1万元。”

　　“虽然有些投入并不必要，但尽可能投入教育成本几乎是每个家长的选择。”徐安琪告诉记者，家长在孩子身上往往寄予希望，又因社会竞争激烈而感到焦虑，高额的教育投入是家长不敢忽视的。

　　而且，进入教育链条的前端就已显得如此不易。

　　王文蕾的表姐邱静在省会城市生活，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，却告诫小王“养儿不菲”：为了留住一个负责的保姆，也为了让孩子不因频繁更换保姆而无所适从，她和育儿保姆签了一个十年用工协议，同时承诺，现在每个月3300元，以后每年工资按10%的比例递增，此外还给购买一份每年4000多元的商业保险。

　　这些钱是为了抚平双方的信任危机：曾有不负责的保姆，趁父母不在用体罚等方式训诫孩子，让没有表达能力的孩子看见保姆就恐惧，“乖乖听话”；而对保姆来说，混乱的市场，“用完一、两年就毫无保障”的用工模式，也的确“很难不跳槽”。

　　邱静没敢告诉父母这笔花销，“他们不会理解，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全、不焦虑的环境，我愿付出”。

　　邱静出生于1974年，她出生时母亲只能休56天产假就得去工作，但当时满足“安全、不娇宠、不焦虑”环境的成本极低——邱静就是被放在单位附属的托儿所，由单位职工的亲属当保育员看管长大的。

　　现在，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单位、集体办幼儿园、托儿所的做法几乎不再，企业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将它们推向社会。在压缩编制的大背景下，育儿机构还成了各地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，编制被大量压缩，它们一旦从原有单位中被剥离出来，纷纷被关、停、并、转。

　　邱静为女儿所付出的高昂成本，正是为了解决这个上一辈人从未面对过的社会难题。

　　由于中国学前教育责任不明确，经费得不到保障，幼教经费约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.3%，而巴西是5.1%，泰国是16.4%，发达国家则一般达到3%以上。2009年两会期间，全国妇联也曾提出关于强化托幼事业公共服务职能的建议。

　　然而，比起资源不足，更让很多家长郁闷的是，资源的分配仍不均衡。京城一家媒体前不久探访了北京市的公立幼儿园，发现能享有这些场地宽裕、硬件齐全的教育资源的，多是“批条子”进入的官员子女。

　　“在西方，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，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，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。那些权贵和富商，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，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。”着名幼教专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对此表示，在中国，恰好相反。有权的，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；有钱的，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；没权没钱的，则上廉价园，或黑幼儿园。

　　2009年，清华大学着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曾表示，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：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，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，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。”(文中王文蕾、邱静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