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创新繁荣，为何教育的改变却很少真正发生？｜发言回顾

当下，科技文明发展非常迅猛，人口、经济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学校教育还是几十年前、甚至上百年前的模样。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教育创新，但为何教育的改变却很少真正发生？（以下内容整理自直播嘉宾发言，直播回放视频可进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公众号此篇原文章观看）

主持人：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总监—郭婷婷

嘉宾：

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—刘坚

蒲公英教育智库理事长—李斌

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、群岛教育创变者社区创始人—顾远

刘坚：

我认同“教育的本质的改变很少真正发生”，2018年上海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四省市参加的PISA考试数据表明，第一，我国学生成绩很好，在阅读、数学和科学素养这三个领域的排名遥遥领先，比第二名高出1个标准差。第二，我国学生的学习效率不高。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达到每周57 小时，而国际平均值是 44 个小时。第三，我国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不高，在参评的 79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在五六十名。第四，我国学生15 岁学生未来愿意选择从事和数学、科学、工程技术相关工作的比例不到1/4，在79个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，美国学生的相应指标是45%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次抛出的问题很值得讨论，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创新远未达到真正繁荣。我们有运动式的整齐划一的教育创新，但是缺少千姿百态的教育创新；我们有奉命式的教育创新，缺少由内而外的、自主自在的教育创新；我们有自上而下的教育创新，缺少自下而上、草根式的教育创新；我们有面向全体学生、大兵团作战式的教育创新，但是缺少针对每一个生命、每一个班级、每一所学校的教育创新；我们有花样翻新、形式上很热热闹闹的教育创新，但是我们缺少安安静静、关注内涵、关注内心、静待花开的教育创新。

如果我们在未来的 20 年左右，教育还不能发生一个系统性的跃升和质变，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，可能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是没有希望的。

李斌：

相比刘老师，我还稍微乐观些。我们每年通过中国教育创新年会和《新校长》杂志，不断地挖掘真实的创新案例，确实看见了一点教育创新的繁荣。中国不是没有真诚的教育创新探索，有些学校已经开始按照更加个性化的育人方式重置系统，虽然还不成熟，但已经开始具备一些系统性。

当然，从整体上来看，教育创新的比例还远远不够，平均到每个区域的创新学校都是极少的，创新性的学校都非常孤独。有些学校已经转变了教育观念，但是行动方式还转不过来。比如学校知道需要关注学生素养而不仅是考试成绩，他采用的方式却是每天给素养打分，让学生压力更大。

区域性的教育生态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。学校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仅靠修修补补的点状创新是很难打通的。我们必须站在教育的第一性原理的角度进行系统性、结构化的创新，甚至是重建新生态的创新。

顾远：

我们讨论教育创新的问题，首先取决于如何定义。我们不是用“新不新”来判断它是不是教育创新，而是要看到结果。现在我们更多使用“教育创变”这个词，努力追求教育的实际变化。很多所谓的教育创新是给现有教育“续命式”的创新，如果对教育的理解没有变化，这种“续命”有时候反而成了教育发生变化的阻碍。

教育这件事情肯定不止于学校来做，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教育创新的方向远远不止于课本、考试和课堂教学，如何让家庭和学校产生有效的关联，来共同促进孩子的成长，这是教育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。把社会机构——博物馆、图书馆等，都变成学习的场域；构建一个便于有能力、有经验的非全职教育工作者参与到教育中的场域，以及给这些人赋能，也是教育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。我们群岛大学支持很多教育创变者，他们有的来自于体制内学校的，也有相当一大批来自于非公办学校。一些有意思的实践，往往很难在公办学校里出现。比如说教育者能否变成陪伴者、支持者、协作者？从on the stage变成guide on the side，更灵活的教育节奏、更多样的评估方式等等，其实很多机构、教育者正在尝试，但在体制内学校难以大规模推广。

我们在群岛经常用一个词“涟漪效应”，我们的作用其实是发现更多的小石子，给他们赋能。他们投身到这潭水里去，就会荡起一圈圈的涟漪。每一个涟漪看起来不大，但是石子投多了，涟漪荡多了，这个波澜就起来了。

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创新？

顾远：

如果我们一直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，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学科知识，就是要看标准化考试成绩，教育这个动作就是你说我听，那么很多教育创新是不会发生的。即使发生了，也难以被规模化、被扩散。一旦我们打破这个想象，就会发现原来教育创新的空间这么大，而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到它本来的样子——支持每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，因为学习是一种天性。

现在一些主流学校里做的创新方向是对的，但是他们的做法和真正想达到的目的之间是有距离的。比如说社会情感（SEL）的发展应该基于学校的环境，老师们都开始关注，基于教学设计里面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的交流、协作等等，而不是你开了一门课就能够体现。

自下而上的创新，其实不一定都是离散、小而美的。跳开表层的实践，看它所依托的底层理念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大有可推广、可复制的潜力。关键就是很多人学的时候只学表面，而忽略了对底层理念的理解。

教育机构、学校作为“中间层”，也是在教育创新的讨论里面被忽略掉的同时又极其重要的维度。对于这个层面发生的教育创新，包括很多的好的教育方法、教学手法、理念等等难以落地，很大层面上也是因为这个生态环境的不支持。

刘坚：

回应顾远老师说的，我一直想，我们的教师教育系统和我们的学校，真的能呼应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教育变革吗？学院派的知识有多少能呼应正在变化的社会？例如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发起的“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”这样一个公益项目，找回留守儿童所缺失的童年，是我们在学校教育中间体制内根本看不到的，它有非常独特的生命力和优势。虽然“教育创新”这个词指向的是“教育”，但是它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市场、社会稳定、家庭和就业，它是个全新的跨界领域。

实际上，经过二三十年的迭代，中国的课程方案、课程标准在国际上并不落后。如果课程方案、课程标准能实施百分之八九十的话，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质量是有保障的。现在问题是一些教育行政管理者是否能把握它的本质，如果还是以升学率来对地方教育局局长进行末位淘汰，构建好的区域性的教育生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中央关于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方案，在地方的实践层面很容易出现偏离。最近这几年各地讨论的中考、高考改革，都是在讨论如何让体育、艺术加分，似乎加的分数越高，这个地方改革似乎越走在前列。如果“考试考什么，我才教什么”的路径依赖不改变，教育是不可能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。

李斌：

我们平常判断一种教育创新是否是我们期待的，主要看这几个方面：首先，它应该是在田野里涌现出来的；其次，它是不是让教育真正回到本来的目标，做系统性的结构性重置，真实地、系统地研究一个问题；同时，在正确的观念之下采取了正确的行动，它的教育创新的真实性才足以让我们去向大家推荐；而且，真正的教育创新的经验，是可以跨校、跨地域、跨类型迁移的。

对一所学校进行结构性重组是最大的难处，必须要有结构性重组的经验、资源或者能力。只是知道了该怎么做还不行的，必须建立生态，从社会、家长、政府、学校老师以及我们各种资源的配置当中来实现。

整体框架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，但是常常落实不下去的原因，第一是缺少动力机制，第二缺少每一步的“脚手架”，第三就是缺生态，缺协作。一个区域很难合作：他们互为竞争对手，跨区域又没有动力合作。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教育创新不断，真正有力量的是以区县为单位的教育主管部门和行政体系行政单位，在这个体系当中真正意识到教育是需要协作的。

未来教育创新将如何发展？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创新？

刘坚：

创新也是回归教育的本质，即让每一个人能够有尊严、有个性、健康地成长。我们认为先做好6件小事，就能让我们的教育有大的进步：

1.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；

2.每天一小时锻炼时间；

3.每天不少于半小时的自主阅读时间；

4.每天早上保证有营养的早餐；

5.防止手机依赖或者是网络成瘾；

6.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，父母多关心子女的生活，少关注子女的成绩。

少做一点花样翻新、看上去高大上的改革，回归教育的本源。借用日本幼儿园的一个概念：只要孩子没有生命危险，就给孩子们更多的自主空间。

李斌：

创新总是在有限的条件下，这是教育变革的常态。像广东佛山20年前的一所乡村小学，面临被撤并的命运，没有任何资源，老师们平均年龄接近50岁。他们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刚才刘坚老师说的运动，全校开展咏春拳的锻炼，又用咏春拳开始带动篮球，用篮球带动舞狮等等一系列运动，在学校里面形成了生态。校长也没有怎么做教改，他就读了些公众号的文章，将看到的好案例提炼成为小模型，告诉老师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么十多年下来，这个学校就被救活了，所有的师生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银川回民二小也是在面临被拆或者经费短缺的情况下，用自己非常独特的方法做到很精彩的样态。

任何学校可能都会觉得现有的资源还不足以支撑教育创新，但其实创新就发生在我们构思的过程中，以及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个选择中。我们持之以恒地在这条道路上去迭代，一环一环的迭代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校内达成共识。

顾远：

如何有效地参与到这个教育创新里？我总结就是八个字：能上、能下、能外、能内。

“能上”，时时保持一个自我的觉察，反思才能够去打破那些不假思索的前提、对于教育的想象；

“能下”，对于个体的教育者或者教育机构而言，心怀的目标可能是大的，但是选择的切角可能是小的。教育生态目前还不那么健全、知识性还不够的情况下，从小做起一方面给自己积累经验，另一方面也给自己积累信心。

“能外”，眼界超越现有的学校教育，特别是公立学校教育体系，我们自己尝试探索的空间也会变得更大；

“能内”，教育者也需要关注自己自身的成长，教育者希望学习者怎么成长，自己也先要体验一遍。

网友提问：在成绩导向不改变的前提下，教育创新能实现吗？

刘坚：

这些年来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都跟我们说，老师你们太理想化了。作为一个人，心中总要有些理想。可能当下，中考、高考还没有改革，可能你们教育局长、校长还不鼓励改革，但是既然你选择教育这个职业，你就有应该承担起应有的那份责任、使命和担当。一旦条件成熟，要做你尽力尽最大可能做所做你所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条件不成熟，做你当下可以做的事情。

这是每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真的，我们没有退路可走，你的孩子们也没有退路可走，中国也没有退路可走。教育发生变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。只有当教育发生变革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未成年人，都能够有尊严、有个性、健康幸福地生活，这个社会才是有希望的。

我们怎么去评判一个好的学校，有没有评判标准？

李斌：

没有一所学校是会让你完全满意的。其实我们中国大量的学校，他们都有不错的创新点。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好学校，只有这个学校和家庭对待孩子的方式是否匹配。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不是在学校里面学到了什么，而是他学会如何面对所处的环境。

顾远：

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这个家长觉得什么是好的教育，你认为教育中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？没有所谓最好的学校，只有合适的学校。并不是有一个“宝典”，只要符合其中的几条就是好学校。它其实是主观的，跟每个选择的人自身有关。你在教学现场，能不能透过很多的表象看出来它符不符合你的期待，也需要家长先清晰自己的教育理念才能做出判断。

中学的课堂创新有什么样的可能性？

刘坚：

关于中学，尤其是高中，我一直在呼吁两个方面：一个就是走班选课：让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课程表，在选择中学会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、特长潜能，选择中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。当然这中间学校会有很多困难，师资不够、教室不够，它都可以通过创新型的方式去突破。关键是我们要迈出第一步。这件事情在芬兰用了40年时间得到解决。在中国的深圳中学、十一学校等很多地方已经有大量实践案例。

第二件事情就是项目式学习，同样在荷兰大约用了四十年的时间解决了。无论是基于学科还是跨学科的，通过项目式学习激发学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心，让他的学习跟现实世界建立内在的、本质的联系，在驱动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学习。

李斌：

蒲公英泉源中学其实就是以项目式学习为主要特点。数学、物理是最难的，但依然是可以做的。所以整个项目式学习在中学是完全可以做的。蒲公英泉源中学也是面向国内高考的。把学科里面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社会资源、外部资源进行联合构思的项目式学习，是高中教育必须面对的。其他学段还有时间做单纯的项目式学习，而只有中学，尤其是高中，我们只能做这一类的项目式学习。大量的中学已经开始探索真实任务学习，里面也有很多我认为是非常科学的。

刘坚：

最近两年北大、清华和美国斯坦福大学，以及印度、俄罗斯的高等院校，在美国ETS 的支持下，开展了4个国家的高等院校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，发现从大学四年学习生涯中，我们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升反降，而美国、俄罗斯、印度总体上都是上升的。在中学同样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，学生的批判性思考、问题解决能力、社会责任感是下降的。在全国覆盖2000万人口的5个地区中开展项目式学习的实验中，我们的实验数据表明，接受了中等级以上特别是高水平项目式学习的学生，他们的批判性思维、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是上升的。

项目式学习的确需要更多的时间，国家的方案中从来没有说一节课只能 45 分钟、教师的讲台必须放在黑板前面等等的话，我们是自己已经习惯了我们戴的镣铐，以及镣铐被摘除之后以为那个镣铐一直存在。所以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去发展，其实是有巨大空间的，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突破我们自身的传统习惯。

我们不缺智慧，缺的是内心的对自己的一种说服，对自己的一种超越，只有打破教师职业的这种自我限制，走出陷阱，才能赢得教育工作者的幸福人生、有尊严的人生。我们不是分数的奴隶，不是制造分数的机器，我们是陪伴孩子们一起成长、一起寻找生命意义的，这才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本色。

20周年系列活动预告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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