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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联名建言教授回应招生改革引发热议

  围绕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新闻,尤其是当北大这样的国内知名高校牵涉其中时,总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。此前,北大在率先进行自主招生、大类招生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改革时,都引发过公众的热议。

  这一次,当公布在北大新闻网后,再一次引发热议。一些人质疑:在招生过程中增加申请和面试的环节,究竟有没有作用?能否摆脱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羁绊与束缚,拔擢出真正优秀的生源?

  更多人担忧,在本科招生频频爆出不公平的丑闻后,这次倡议的改革如果真正付诸实践,会不会又多出一条腐败的通道?而且,增加了面试环节,会不会对相对来说不那么见多识广的农村学生不利,从而使一流大学中本已处于弱势的农村生源进一步减少?

  11月9日,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北大,对数位参与联名建言的教授进行采访,听他们详解写联名信的初衷及对改革目标的设想。

  摆脱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羁绊

  “我从2003年起开始参加招生工作,当时就觉得这个制度需要改革。”该信联名签署人之一的文东茅说。

  身为北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文东茅认为,在当前本科招生体系下,唯分数取人是最容易的,也是最不用负责任的招生方法,“因为高考成绩一出来,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,谁也没法指责你。北大推行改革,反而增加了学校的责任”。

  “但唯分数取人不是高校招生,是统计成绩的机器在招生。”文东茅表示,这样“一刀切”的做法是高考最受诟病的地方。

  他认为,以简单的一两分之差作为判断录取的硬性尺度,而不考察学生的兴趣、志向、习惯等重要素质,是现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最大的缺陷。“高考科目是有限的,但是人的知识是无限的,高考没法全方位考察。比如,有些同学对新闻感兴趣,它不考;对考古感兴趣,它不考;对国际关系感兴趣,它也不考;理科学生有对科技史感兴趣的,他们也不考历史……应该有另外的渠道给学生全面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。”文东茅说。

  联名签署人之一、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文东茅的看法表示认同。他说,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,高考制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,选拔人才应该有更加多元的渠道。“我们觉得,30分以内,水平不一定会差很大。差50分是水平问题,但二三十分差别不大,有时候一道题就有二三十分。在这个分数段,大家学习能力差不多,但其他方面就考察不出来了。”

  联名签署人之一、化学学院教授、中科院院士高松表示,联名信呼吁给予大陆的高等学校和广大考生以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,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。“分数是重要的评价标准,但不是唯一的。把高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基准,只要超过一定的分数线,再以专家群体进行集体面试的方式进行录取。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,选择报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和专业,而不是受环境与舆论的压力,一味追求某些自己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。”

  但在招生过程中增加“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”,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?

  文东茅告诉记者,本科招生面试并不是新事物,事实上,国外一流大学都这么做,香港高校也一直这么做,我国的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招生也是这么做的,“这既然是世界著名大学通行的做法,那为什么大学本科不能做呢?”

  对此,联名签署人之一、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也介绍说,入校前面试在国外高校很普遍,是本科招生的重要环节,有些高校甚至还委托学生所在地区的校友进行初步面试。

  高松说,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以前,我国也实行过各个高校的自行招生。

  文东茅认为,增加面试环节可以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,“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,应该在高考基础之上,有一个弥补措施,给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。而且,我们也希望引导他们在强调高考分数之外,还注意一些其他的东西”。

  他同时指出,面试也是学生跟面试官、跟高校相互了解的过程,双方可以相互选择。

  但文东茅强调,增加面试环节绝不意味着抛弃高考另搞一套。相反,这一改革是以高考为基础的,会充分承认高考的价值和作用。“一来高考确实有选拔功能,二来它是保持公平的基本门槛。”

  张颐武也表示,他不认同现在有些人所持的“要把高考抛弃掉”的观点。“高考这道防线还是我们最宝贵的诚信资源,也是中国教育体制赖以运转的非常重要的支柱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在高考制度上面再用这种方式来选拔,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,但是非常重要的方式。”

  文东茅说,如果这项改革真正实行,进入面试圈的学生也顶多比原来低10分左右,不会低到20分,“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,才有可能进入复试圈”。

  “没有最完美的方案。”张颐武认为,这项改革不是很激进,而是“很温和的”,如果达不到基准分数线,什么都免谈。但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,又摆脱了“唯高考分数论”的羁绊,“应该说兼顾了各个方面”。
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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